一些大股東對于中小投資者毫無憐憫之心，盤剝他們藏在口袋中的最后一塊錢。
    香港電訊盈秀私有化方案掀起軒然大波。電盈私有化涉嫌損害中小股東利益，有違公平交易原則。主要包括，收購價過低，有損中小投資者收益；存在“種票”嫌疑；在投票過程中組織混亂，有意增加難度，等等。
    在這宗正在審議的案件中，香港證監會起到了力挽狂瀾的作用。證監會先是高調介入調查，讓電盈私有化計劃由提出至今接近5個月，仍未完成。在電盈私有化4月初法院聆訊上，獲法庭通過，證監會立刻向上訴庭提出上訴，令私有化計劃一拖再拖。如果電盈勝訴，證監會放棄繼續上訴，即使電盈錯過了4月23日的私有化交易最后限期，問題還是不大。但香港證監會擺出打持久戰的架勢，電盈如期私有化幾乎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香港證監會首先站在中小投資者的立場上，對于電盈私有化是否損害中小股東利益提出質疑。
    其次，通過調查，香港證監會對于拆小股份是否是制度性漏洞提出質疑。
    在電盈事件中，拆細股票受到關注，一些大股東拆分股票給相關者以增加投票權，是謂“種票”事件。在4月16日的聆訊上，代表證監會的大律師潘松輝陳詞時表示，拆小股份雖然并不違規，但若以該手法令投票表決私有化的人數增加，扭曲股東名冊人數，會對其他小股東不公平。他引述多個國家的案例，指出增加人頭的方式容易造成不公平。他強調電盈公布私有化計劃后，股份轉讓的數目突然增加，法庭不應在證監會提出有種票指控的情況下，漠視可能出現的問題。香港證監會還提出了具體的證據，指出涉嫌“種票”的富通保險區域總監林孝華，去年10月因投資失利，損失1.5億元，并向富通香港借入3000萬元，反映他的財政狀況并不健康，但又以逾百萬元買入電盈股份，分派給下屬作花紅，因此質疑其動機。
   第三，香港證監會細致的調查顯示了他們具有責任感，他們的程序維權顯示出沒有被大股東同化、仍是所有投資者依靠者的獨立品格。
    根據電盈最初的安排，私有化后電盈會向盈拓及網通派發高達169.64億港元至175.65億港元的現金股息；按最初每股4.2港元的私有化價格，兩大股東收購完公眾股權后，還可以收回最少14.74億港元。大股東突然提高收購價到每股4.5港元，仍能至少凈賺數億港元。
    4月6日香港法院批準電盈私有化計劃，香港證監會本可借機全身而退，但證監會并沒有因此推卸自己的維權責任，反而對法官關淑馨所指出的“電盈在私有化過程中，小股東并沒有被大股東威迫，做出違反自已最佳利益的行為”提出反對意見，向高院上述，顯示了堅持正義的堅韌和勇氣。
    更值得推崇的是，香港證監會對于制度正義的堅持，彌補制度性漏洞的決心。在上訴理由中，香港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4月6日召開發布會表示，對于法院通過電盈私有化一事，只有接受及尊重。但他強調，證監會提出上訴，要求澄清有關觀點，而非上訴針對私有化本身。證監會反對的不是私有化，而是在股東大會上出現操縱投票的行為。議事日程會擔心，大股東拆分股票增加投票權的行為雖然不違法，卻會給日后大股東損害中小投資者利益留下后患。結論是，引起種票的一股一票原則有必要更改，香港政府稍后有必要修訂“公司條例”諮詢市場意見時，應該研究如何改善，或是以其他機制來保障小股東的利益，以絕後患。
    從個案維權到制度改良，這是制度演進的典型路徑。對于政府、對于法律來說，他們需要的是更加完善的體制。
    反觀中國證監會，雖然在控制內幕交易上有所改進，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卻缺乏堅韌的職業精神，也缺乏通過案例樹立投資者信心、堅持法律正義的動機。
    如立立電子被否，原因何在，并不清楚。是立立電子成為犧牲品，還是證監會發審委此前工作失職？從4月2日開始涉嫌對倒瘋狂漲停的浪潮軟件，證監會到底該如何解決？他們是否能夠給自己一個約束，對于異動的上市公司確立披露調查結果的截止時間。而一直有內幕交易之嫌吉林制藥到底如何處置，到現在沒有明確的說法——遲到的正義會損害投資者的信心，沒有正義、缺乏維權渠道的市場注定內幕橫行，惡莊洶涌。如果此次香港證監會不對電盈提出質疑，他們放棄了自己的職責，將會香港資本市場墮落。
    法律渠道的暢通與公開值得提倡。4月20日，電訊盈科私有化案第四日上訴聆訊，主審法官羅杰志于庭上怒斥電盈大股東于私有化可凈袋20億元高息“令人憤怒”、“不可理喻”，質疑私有化的動機，是為讓小股東套現還是想將資產轉移給新加坡的盈拓，以及作價是否過低，認為“拆票”其實與用錢向人買票無分別。有在場小股東為之落淚。煽動投資者感情并不是好事，但是法律救濟渠道的通暢卻能給社會加上安全閥。
    對于中小投資者而言，他們可以依靠的一是證監會，二是法律，香港的最盈私有化事件顯示證監會與法律之間的良性互動，值得內地好好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