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財經與發展中心

　　近日，經合組織（OECD）副秘書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皮埃爾·卡洛·帕多安（Pier Carlo Padoan）就經濟模式的轉變撰文。全文摘譯如下，供參考：

　　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宏觀經濟政策日益以規則為基礎，且結構性政策更加重要，經濟模式也發生了顯著變化。自90年代中期開始的“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時代，由于經濟增長穩定，物價平穩，被視為傳統經濟模式的成功典范。但表面好看的經濟數據掩蓋了日益嚴重的失衡問題，最終導致了2008-09年的金融危機，一些曾被公認的必然規律也失靈了，各國探討新的發展模式。導致失衡的原因有哪些呢？

　　首先，自90年代中期，隨著貿易壁壘的消除、資本流動的開放、新技術的傳播及鐵幕政策的廢除，世界經濟一體化增強。對中國這個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言尤其如此。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經常帳戶一直保持盈余，石油輸出國等也有類似情況。由于全球儲蓄充足，美國等外部赤字國家能夠以優惠的條件為其經常賬戶赤字融資，并將債券收益率保持在較低水平--尤其是全球化意味著全球范圍內低技能勞動力大量增加，使通脹保持在低位。因此，貨幣政策可以支持經濟發展，加上“金融創新”過度，導致風險及杠桿化過高。

　　其次，2000-01年的互聯網泡沫導致系統性風險過度累積，應引以為戒。然而，系統性金融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并未得到有效監控。決策環節沒有考慮到順周期性的快速發展對金融杠桿化和風險的推高作用、風險積聚以及沖擊可能跨境跨市場蔓延等因素的影響。

　　這就是為什么次級貸款僅占美國金融資產的3%，卻引發了全球銀行體系的動蕩，導致了資產價格下跌及銀行損失增加的惡性循環。此次金融危機暴露了傳統經濟模式的嚴重弊端，包括：

　　其一，雖然貨幣政策實現了控制通脹的目標，但這主要得益于全球化的支撐，即經濟活躍時的通脹壓力得到控制。也有評論稱這最終導致了寬松政策的濫用。

　　其二,財政政策缺乏激勵機制，在經濟運行良好時未能建立有效緩沖，也未能管理私營部門不斷增長的失衡以維護公共財政穩定,從而導致了主權債務危機。

　　其三，金融市場監管未能及時控制杠桿化不斷提高引發的系統性風險，對金融全球化可能引發金融沖擊跨國蔓延關注不足。

　　最后，采取結構性政策的國家間缺乏協調，導致跨國間儲蓄和投資失衡持續存在。

　　各國就上述問題已取得共識，并將推動經濟模式發生新的轉變。雖然尚難以準確預言新的經濟模式，但一定會包含以下因素：

　　第一，為繼續發揮、強化全球化優勢，新的經濟模式應通過保持可持續、公平和綠色增長，實現金融穩定。結構性政策非常關鍵，其目標應超越較長期增長目標，如促進財政整頓，通過其對經常帳戶和資本流動的影響縮小全球失衡，以及短期內的輔助作用。但所有經濟政策，無論是審慎政策、財政政策、結構性政策還是貨幣政策等，都應在各自適用的范圍內發揮作用，綜合運用可實現效用最大化。

　　第二，應建立一種機制，一方面可允許各國制定的不同政策并存，另一方面可促進經濟穩定和增長。這就要求加強國際合作、監管和交流，突出重點，同時將多國政策并存的負面效應降至最低。當前通過國際協作強化全球范圍審慎框架正反映了這一點。此外，G20《強勁平衡可持續增長框架》也旨在通過綜合運用宏觀經濟政策、結構性政策及匯率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實現財政可持續的同時，將全球失衡不斷加劇的風險最小化。

　　第三，需加強國際合作強化國際貨幣體系。今后一段時期內，預計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將會升值。如果名義匯率固定不變，則需通過調整工資及物價水平來實現貨幣升值，但要避免增加對發生通貨膨脹的預期。而持續的貨幣偏差可能導致外部失衡，具有不可持續性。所以，需通過改革，促進貨幣匯率更加符合經濟基本面，以保證名義匯率調整起到安全閥的作用。當然，匯率過度波動也存在成本。

　　最后，大規模逐利資本流入新興經濟體會增加該國貨幣升值的風險，降低競爭力。為有效疏導、吸收資本流入，新興經濟體應綜合運用各種宏觀經濟政策；需通過強化宏觀審慎框架，增強銀行部門的抗風險能力，以進一步控制金融動蕩的風險。OECD認為，通過鼓勵外國直接投資等更加穩定且更富成效的融資方式，來降低資本流入帶來的金融穩定性風險是一種可行的方法。資本控制應是最后才考慮采用的手段，且應以確保公平為前提。

　　（來源：經合組織 2012年01月31日 摘譯：亞太財經與發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