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有26處“改革”的報告，卻沒有一處明確要深化改革來遏制日益加劇的貧富不均；一篇“殺氣騰騰”的“寧要微詞，不要危機”的評論，竟然只字不提改革現存的貧富不均；還有那個充滿“改革”的世行與某院的報告，洋洋萬言，竟然主要對著國企揮刀。
　　結果，至少是在網上，“改革”成了眾矢之的，飽受空前的“圍攻”。言辭之激烈，炮火之兇猛，前所未有。有人罵“違憲”，有人斥“走資”，有人說“騙局”，有人批“禍國殃民”，一段有點極端的評論居然說“從歪歪斜斜的‘改革’的字縫里，看出兩個字來，是‘吃人’。

 

平心而論，雖然作為一個虛擬世界的網絡，不少反應可能放大和過激，但不再相信“改革”，卻讓人有巨大的危機感。同時，也讓人深思：為什么貧富不均急劇擴大在中國不能遏制，卻任由資本傲慢和橫行。貧富不均的社會和經濟后果將極為嚴峻：不僅是新中國建立的基礎崩塌，還可能斷送中華民族千秋萬代的生存和繁榮。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概率日益增大的可能。但為什么這么嚴峻的問題會不如“改革”之列？

 

市場偏愛資本

　　中國貧富不均日益擴大，資本驕橫傲慢，是因為資本在中國社會經濟中主宰了運行和分配格局，占盡先機和利益。

　　不過，資本霸道也是個全球性趨勢。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從1979年到2007年，在美國，1％的頂級富人的收入（通貨膨脹因素調整之后）增長2。8倍，而中產階級的收入增長只有40％，即頂級富人收入增長是中產階級的7倍。進一步分析發現，如果1979年時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改變，相比于1979年，2007年1％的頂級富豪的收入，應比現在的實際收入低59％，即人均少$ 780,000左右，而80％的中低收入人群，其收入將增加21％，比現在的實際收入人均多10,000元。

 

依樣畫葫蘆的分析表明，中國資本的霸道更是無與倫比。1979年到2010年間，在中國，占總人口萬分之七的96萬家千萬富豪平均收入（財富）增加了近12萬倍（主要是1992年后增加的）。而同期，中國13億普通民眾，收入僅從年收入500元增加到15000元，只有30倍。占總人口萬分之七的96萬家千萬富豪平均收入增長是13億人的4000倍。如果不是存在資本為王的分配格局，這樣的極度不公平的財富分配是不可能發生的。由于資本為王，主宰了經濟運行和分配，我國30多年經濟增長受益最大的竟然只是萬分之七的人群，他們的總財富占全國總財富的25%左右。

 

根據前奧巴馬總統的經濟顧問，哈佛大學教授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對美國的研究，發現這種頂級富人暴富，一般民眾收入增長滯后的原因是市場偏愛頂級富人，將越來越多的經濟增長成果送給資本，形成了向資本獻媚的分配格局。

　　而市場偏愛頂級富人，卻是一成未變的市場規則同現代科技進步，尤其是1980年代以來信息和通訊技術日新月異，和經濟全球化之間的沖突造成的。計算技術和通訊技術的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現代經濟運行的結構，方式和經營關系。建立在現代通訊技術基礎上的全球化，不僅改變和無限擴張了生產要素組合的時間，空間和市場的規模，而且極大增進了資本在供給鏈上的主導地位，從而市場促成了向資本加劇傾斜的分配格局。全球化改變了生產要素組合的時間和空間，改變了經濟學關于要素分配理論的現實前提，而我們卻繼續按照亞當斯密的老調鼓吹“硬道理”。

 

信息技術引發的經濟運行和分配是“革命性”的。
　　在19世紀，喬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發明了照相機，雖然充滿平等信念的伊士曼，在他的工廠對所有工人實行“工資紅利”，讓工人們和他一起分享公司發展和增長的利益，而他這么做，在客觀上卻是提高生產效率和市場要求的，因為照相機的生產要從當地雇工去滿足生產發展的需要，而相機市場的擴大也需要當地中產階級的需求支撐。結果，柯達公司在美國的羅切斯特市，創造了兩代欣欣向榮的中產階級，雖然，賣膠卷的柯達公司最近已經破產，但在19世紀卻創造了“先富帶后富”的奇跡。在生產和市場空間的制約下，先富和后富存在著一種相依為命的聯系。沒有后富，先富難以為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