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稅收名稱的發展

稅收在歷史上曾經有過許多名稱，特別是在我國，由于稅收歷史悠久，名稱尤為繁多。但是使用范圍較廣的主要有貢、賦、租、稅、捐等幾種。貢和賦是稅收最早的名稱，它們是同征稅目的、用途相聯系的。貢是向王室進獻的珍貴物品或農產品，賦則是為軍事需要而征收的軍用物品。稅這個名稱始于“初稅畝”，是指對耕種土地征收的農產物，即所謂“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但我國歷史上對土地征收的賦稅長期稱之為租，租與稅互相混用，統稱為租稅，直至唐代后期，才將對官田的課征稱為租，對私田的課征稱為稅。捐這個名稱早在戰國時代已經出現，但長期都是為特定用途籌集財源的，帶有自愿性。當時，實際上還不是稅收。明朝起捐納盛行，而且帶有強制性，成為政府經常性財政收入，以致使捐與稅難以劃分，故統稱為捐稅�？傊�，稅收的名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稅收的經濟內容，從一個側面體現了稅收發展史。

三、中國古代稅收史

（一）、先秦

夏朝采取法律形式確立國有賦稅制度。即以五十畝地為計量單位，并取其平均值地十分之一，作為向國家繳納的貢賦。"貢"法出現于原始社會末期。

商朝的賦稅立法沒有準確詳實的直接史料�！睹献�•滕文公上》有"殷人七十而助"說。孟子在此解釋"助"就是"籍也"，即耕種公有土地的平民為商王提供的力役地租。其稅率按孟子說法，應是十一稅率。

周朝基本上是沿襲了夏商的賦稅制度。西周仍實行井田制，在此基礎上推行"徹法"。

兩周時期的賦稅制度在春秋戰國時期有了很大的改變。公元前685年左右管仲相齊，實行"井田疇均，相地而衰征"，"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虛"；同時，"劃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饑不稅，歲饑馳而稅"，按土地質量等級和年景的好壞向土地占有者征收賦稅；公元前645年晉國"作轅田"，"作州兵"，據說就是把土地賞給實際占有者，按占有土地地多少負擔軍需兵器；公元前594年始，魯國實行"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按私人占有土地面積計畝征收稅、軍賦、田賦等；公元前548年，楚國"書土田，量入修賦"，進行私有土地的登記，根據收入的多少和土地的等級來確定賦稅；公元前538年，鄭國"作封洫"，承認土地占有的現實；"作丘賦"，按私有土地收賦稅；公元前408年，秦國"初租禾"，按私人耕地的收獲量征稅。春秋時期的賦稅制度改革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帶動了其他相關制度的改革。

戰國時期，井田制為中心的土地所有制被廢除，封建田賦制度確立。當時田賦征收有"稅地"和"稅人"之說。"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把土地與粟作為田賦征收依據。

  秦統一六國后，在原有賦稅制度的基礎上，對賦稅制度進行了改進。田租、賦稅是秦國家的重要財產來源。秦除按地收租外，還論戶取賦，也就是所謂的口賦，即人頭稅。秦時的賦稅除上述兩項外，還有徭役制度，就是無償征取力役之課，是秦賦役制度的重要部分。

賦役乃漢代國家賴以生存的經濟命脈。漢代的賦稅除最主要的稅種--田租外，還有一項重要的稅源就是口賦。這是承襲秦的稅制。

賦役和力役是封建國家主要的財政來源，歷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賦役立法。隋及唐前期的賦稅制度均是以均田制為基礎的租庸調制。

租庸調法始于隋朝，以人丁為基本依據和計量單位。隋初規定，"始令人以二十一成丁，歲役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收庸"。后來年老者收庸免役成為定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唐武德七年，在實施均田制時重新頒行租庸調法。租，即每個受田的成丁男子每年納租粟二石或稻三石；調，即隨鄉土所產，蠶鄉每丁每年納綾或絹二丈，棉三兩，非蠶鄉納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即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每日納庸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

唐中后期，均田制遭破壞，大量失去土地以及沒有獲得足額授田的農民無力承擔租庸調制下的賦役義務，國家財政大幅下降。為解決財政危機，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楊炎主持制定兩稅法。該法取消了原來租庸調法按人丁為依據征收賦役的作法，改為以戶為單位，按土地、財產多少分別征收地稅和戶稅兩項。兩稅法按土地及財產征稅的作法，有利于稅收的均衡負擔，是符合當時實際的措施。執行的結果是朝廷的稅收有明顯增加，對穩定唐王朝的統治起了一定的作用。唐中后期，由于國家財政困難，唐政府采納大臣建議，開始對鹽、茶、酒征稅，同時沿襲前朝舊制，繼續征收商稅和關稅。唐代后期還恢復沿行一種稅賦--契稅。契稅起于東晉南朝的"估稅"。

 宋仍沿襲唐兩稅法，但將兩稅分為田賦，"宋田賦率每畝在一斗上下。"宋開始實行鈔鹽法，商人向政府交錢領取鈔鹽券，憑券買鹽銷售。宋鹽稅是國家主要財政收入。另外，宋還對出海貿易的商舶及海外諸國來華貿易的商舶征稅。

元政權占有中原的時間先后不同，各地原來的法制也有差異，形成元朝田賦法的不統一。南北稅制不同，稅賦不一，素有"南重于糧，北重于役"之說。北方仿行唐租庸調法，江南仿唐兩稅法。元繼續實行鹽專賣，鹽利是元財政收入的主要支柱。 元的茶稅也是政府的一項大宗收入。 除上述鹽茶專賣外，元對酒醋等也實行專賣并課稅。另外，元還實行市舶課稅法和商稅法。

明和歷代一樣，仍是以農業為主的經濟，農業稅、田賦是國家最大的財政進項，輔之以丁賦、差役。明代初行兩稅法，田賦分夏稅、秋糧，中葉以后改行一條鞭法，賦、役漸有合并之勢。明初年，為保證政府的財政收入，對全國大部分地區的戶籍、土地狀況進行了清查，編造了記載戶籍的"黃冊"和記載土地狀況的"魚鱗圖冊"，作為征收賦稅的依據。國家僅次于賦役的稅收，就是鹽稅，明代繼承宋元制度，通過鹽引專賣來收取。明代對內對外貿易有了很大的發展，商業十分發達。明政府為了增加國庫的收入，對投入流通的產品都依法征收賦稅，國家由開始的法無明文規定任意征稅到重視以法征稅。 明代的商稅主要包括市稅、關稅和舶稅三種。關稅，又稱"通過稅"，是指在商人比經交通要道設關立卡，征收通過稅。明中葉以后，由于賦稅沉重，百姓逃亡嚴重，原有的賦稅制度日漸失效，嚴重影響財政收入。為此，自嘉靖十年起，推行"一條鞭法"的賦役f改革，將各種賦役盡可能歸并為幾項貨幣稅，以征收貨幣代替征收實物和征發差役。其主要內容是以土地為主要征稅對象，以征收白銀代替實物的征收；以縣為單位統計差役、雜役所需人力、物力的總額，平攤到全縣土地稅中，作為土地稅一起征收白銀；另外將各種"均徭"改為按人丁數征收白銀，稱為"丁銀"，由官府自行征收解運代替原來的"民收民解"。一條鞭法是中國古代賦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以貨幣稅代替實物稅，結束了歷代以來以鎮守實物為主的國家稅收方式，廢除了古老的直接役使農民人身自由的賦役制度，使人身依附關系有所松弛；以資產計稅為主代替原來以人頭為主的稅收制度，有利于稅賦的合理分擔。該法的推行反映了明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反過來又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我國自秦漢以來，人民對官府或國家歷來承擔著兩類義務，一是徭役，唐是租庸調制，人民可亦庸代役，實際上是人丁稅；一是田賦，按地畝征收，或實物（糧谷等）或折銀，實際上是土地稅。宋改行兩稅法，明發展為一條鞭法，使人丁與田賦兩種稅制漸有合一的趨勢。清初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加，土地買賣的放開，將人口與土地綁縛在一起已經顯得沒有意義了。終于在康熙末年命令廢止人丁稅，實行地丁合一的制度。康熙五十一年上諭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地丁合一，或叫攤丁入畝政策使得土地的開墾和人口的增加達到了歷史空前水平，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有深遠影響，至乾隆中期，人口已達三億以上。地丁合一的政策，康熙五十二年戶部遵旨議準為定例，雍正三年修律正式作為條例纂入律中。地丁合一作為一項重大政策，在律例中特設專條，表明這項關系國計民生的決策更加有了法律保證。

總結：中國賦稅歷史源遠流長，夏代開始，就出現了貢。進入戰國，以魯國“初稅畝”為標志，開始征收實物田稅。租稅制一直延續到秦、漢、兩晉。北魏實行均田制，至唐發展成為租庸調制。安史之亂之后，唐開始實行以土地、財產為征稅標準、分夏秋兩季征收的“兩稅法”。“兩稅法”一直沿用到明代。明朝中期，張居正提出了將田賦、徭役和雜稅合并的“一條鞭法”。清朝建立以后，在田賦征收上仍沿用“一條鞭法”，雍正年間，實行“攤丁入地”，簡化征收手續，完成了賦和役的合一。

四、民國時期的稅收制度

到民國時期為止，隨著商品經濟的沖擊，以及近代民族工商業的形成和發展，稅收制度逐漸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先是對城市工商業課征的間接稅超過歷史上的田賦，逐漸上升為主要的稅收。國民黨政府的間接稅，除了關稅、鹽稅以外，于1928年又創立了統稅，對卷煙、面粉、棉紗、火柴、水泥等各種商品征收。據統計，30年代國民黨政府的關、鹽、統三大間接稅占當時財政收入的比重已達到60%～70%左右。比較重要的是，這一時期從外國引起了近代直接稅。近代直接稅于18世紀末的英國首先創立，19世紀在資本主義各國普遍推行。在我國，則從20世紀30和40年代才開始實行，當時國民黨政府財政部曾經為此專設了直接稅署，起先是于1936年10月首次開征所得稅，繼之于1939年1月開征過分利得稅，后來又于1940年7月開征遺產稅。

五、中國治稅思想代表人物

六位中國稅收思想代表人物，分別是：

管仲，我國春秋時期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以其卓越的謀略使齊國國富民強，“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主張治理國家必須從發展經濟入手，在征收賦稅方面強調要懂得“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他的那句名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至今仍為人廣泛引用。

商鞅，先秦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曾推行一系列政治與經濟改革，使秦國“兵革強大，諸侯畏懼”。商鞅認為，“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主張國家的賦稅政策必須為農戰服務，對勤勞耕作的農民要給予獎勵。他是中國古代重農抑商思想的創始人。

桑弘羊，西漢著名理財家，協助漢武帝進行經濟改革，推行了許多重要的財政政策。與商鞅不同的是，他重視工商業的發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不依靠農業富國的思想家。他主張“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認為“鹽鐵之利，有益于國，無害于人”。

王安石，北宋政治家。他在任內主持變法，改革前后延續16年，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扭轉了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面。王安石重視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謀求財政收入的增加，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主張“以催抑兼并，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

張居正，明代政治家。他在執掌國政的十年間，清丈全國土地，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有效改善明王朝的財政狀況。他主張取財有制、取財有節，認為只有減輕賦稅征收才有利于農商發展，這是中國歷史上關于農商關系的一種全新理論。

嚴復，近代思想家。嚴復對賦稅的職能、作用有深刻的認識，認為納稅是公民的義務，而政府征稅之后要用之于民，“賦稅貢助者，國民之公職也”，“取之于民者，還為其民”。

六、中國現代稅收史

建國以來，我國的稅制體系基本上建立了雙主體稅復合稅制的模式，即以流轉稅和所得稅為主體稅，輔之以其他稅種的稅制體系。特別是以1994年稅制改革為分水嶺，我國稅制進入了全面改革和深化的階段，建立了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稅制。

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稅制制度

（一）l950年建立新中國的稅收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稅制很不統一。為了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建立全國統一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鞏固剛剛建立起來的國家政權，提供保證國家機器正常運轉所必需的財力，就必須廢除原政府的舊稅制，統一稅法、統一稅收政策，建立起新的稅收制度和稅務組織機構。為此，1950年1月前政務院發布了《全國稅政實施要則》、《關于統一全國稅收政策的決定》和《全國各級稅務機關暫行組織規程》，明確規定了新中國的稅收政策、稅收制度和稅務組織機構等一系列稅收建設的重大原則，至此，結束了建國韌期稅制混亂的局面，建立了統一的新中國的稅收制度、稅收政策和稅務工作體系。按照《全國稅政實施要則》的規定，在工商稅制方面：全國統一開征了貨物稅、工商業稅(包括座商、行商、攤販營業稅和所得稅)、鹽稅、關稅、薪給報酬所得稅、存款利息所得稅、印花稅、遺產稅、交易稅、屠宰稅、地產稅、房產稅、特種消費行為稅、車船使用牌照稅共14個稅種。1950年6月政務院發布調整稅收的決定，暫不開征薪給報酬所得稅和遺產稅，將地產稅和房產稅合并為城市房地產稅；同時簡并了稅目，將貨物稅原定1136個征稅品目簡并為358個品目，印花稅由原定30個稅目簡并為25個。1951年1月政務院發布《特種消費行為稅暫行條例》，4月1日財政部頒布《棉紗統銷稅征稅辦法》，這樣在全國開征的16種工商稅經過調整，削減為11種稅。在農業稅制方面，對全國各地實行的稅制、稅種、稅目和稅率進行了調整，1950年4月全國公布實施了《契稅暫行條例》，1950年9月實施了《新解放區農業稅暫行條例》。牧區省份也陸續制定了牧業稅征收辦法。經過上述改革，初步形成了以按產品或流轉額征稅的貨物稅和工商業稅中的營業稅、按所得額征稅的工商業稅中的所得稅作為主體稅種，其他稅種相輔助，在生產、銷售、所得、財產等環節進行課征的統一的、多稅種、多環節征收的復合稅制。

1953年我國開始進入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為了使稅收制度適應新的形勢，國家決定從1953年1月1日起對稅制進行修正。修正稅制的主要內容：1．開征商品流通稅。從原來征收貨物稅的品目中22個改征商品流通稅，實行從生產到零售一次課征制。2．修訂貨物稅。簡并貨物稅稅目為l74個，調整貨物稅稅率，改變貨物稅的計稅價格，由原來不含稅價改為含稅價計稅。3．修訂工商業稅中的營業稅。將應納的工商業營業稅及附加、印花稅并入營業稅征收，統一調整營業稅稅率。已納商品流通稅的商品不再交納營業稅。4．取消特種消費行為稅。將特種消費行為稅中的筵席、冷食、舞場稅目并入營業稅，對電影、戲劇等娛樂稅目改征文化娛樂稅。5．把棉紗統銷稅和棉花交易稅并入商品流通稅，糧食、土布交易稅改征貨物稅，停征藥材交易稅，只保留牲畜交易稅。6．根據合理負擔、鼓勵增產的原則，結合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修訂實施了《西北解放區農業稅暫行條例》。

經過上述修正稅制，在基本保持原稅負的基礎上，使稅收簡并為14種。具體包括：商品流通稅、貨物稅、工商業稅、印花稅、鹽稅、關稅、牲畜交易稅、城市房地產稅、文化娛樂稅、車船使用牌照稅、屠宰稅、利息所得稅、農(牧)業稅、契稅，基本上適應了當時形勢發展的需要。